当前日本国会正陷入严峻的功能性瘫痪。随着7月17日会期结束日益临近，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立急剧升级。首相高市早苗6月26日透露，决定依靠执政联盟在众议院的绝对多数，强行启动众议院议员定额削减法案及“副首都构想”相关法案的审议。作为回应，各主要在野党摆出“全面抵制”姿态，宣布拒绝参与众议院所有法案的审议流程。日本国会运营几近停摆。

这场冲突背后，折射出的是在缺乏朝野共识的情况下，日本执政党单方面以“数量优势”碾压协商民主议事规则的强硬做派。被强行抬上议程的两项法案，均深度捆绑着自民党执政伙伴维新会的核心政策诉求，相关内容已明确写入两党的联合执政协议。有自民党高层毫不掩饰地表示：“首相高度重视与维新会的关系，即使在野党不参与审议，执政党也会强推众议院通过。”如此直白的“硬推”姿态，立即引发在野阵营的强烈反弹，不仅日本共产党等政党明确反对，就连此前在某些议题上与高市政权有过合作的国民民主党，其代表代行古川元久也公开痛斥此举是“破坏政治稳定环境的暴行”。

此次国会僵局的棘手之处在于朝野双方均态度强硬。高市团队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妥协选项，摆出一副“无论在野党如何反应，法案必须过关”的姿态。而站在在野党的立场，参议院中执政联盟未过半数的格局，以及仅剩两周的会期，构成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筹码。日本在野党一方面在众议院摆出全面拒绝审议的对抗姿态、在程序上瘫痪议程推进，另一方面持续要求高市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，以图继续在“抹黑门”上做文章。自民党资深人士私下坦言“前路迷茫，无计可施”，这番感叹折射出的正是日本朝野对话空间的日益收窄。

这场国会危机可谓高市政权日益偏离民主协商轨道的缩影。从制度层面看，执政党强行推动的众议院议员定额削减法案，意在大幅削减比例代表制议员名额。这一改动对小政党构成直接打击，将进一步压缩少数派政治力量在国会的生存空间，削弱国会对多元民意的代表性，客观上增加自民党的优势，造成日本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。

从政治逻辑看，这起事件处在高市早苗打破政治惯例、推进个人集权的延长线上。回顾高市执政以来的轨迹，这一趋势清晰可辨。去年10月刚刚当选日本首位女首相、执政联盟在议会中处于少数时，高市频繁表态要“与在野党通力合作”以谋求政权稳定。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获胜后，自民党摆脱了“少数执政”困局，高市不再强调与在野党合作，转而全力阐述自己的政治目标。随后，她大幅减少赴国会现场接受质询答辩的频次。有在野党议员批评称，“在国会堂堂正正接受质询，是首相的宪法职责，没有哪位首相像高市早苗一样漠视职责”。今年4月，高市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，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。这一重大决策事前并未与在野党进行任何协商，事后面对批判也未作出妥协或解释。4月底，高市操纵众议院迅速通过旨在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的《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》，又在5月底不顾大部分在野党反对，以拉拢分化的方式获得参议院多数票、通过该法。6月初，“抹黑门”事件曝光后，面对在野党连番质询，高市多次回避核心问题、否认提前知情，始终未作出完整说明，甚至在参议院公然抛出“不想花钱成媒体付费会员”“不想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”等说辞。

当“数量优势”取代协商民主，当“强行通过”碾压朝野共识，日本国会的分权制衡能力正被逐渐掏空，高市政权在内政外交中的极端行为，越来越缺少来自立法机构的合法约束。 

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趋势的负面影响存在外溢风险。高市政府加速推进的扩军议程，无一不是在为其打造“新型军国主义国家”铺路。而国会作为日本国内唯一能够对行政权力构成实质性制约的机构，其功能越是瘫痪，日本在外交安全领域的激进转向就越是缺少刹车机制。对于东亚地区而言，一个失去国内合法制衡、日益极端的日本，无疑代表着地缘政治风险的进一步加剧。这场危机何时化解、如何化解，不仅关乎日本内政走向，也关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（作者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北疆史研究基地研究员）